“恐惧让人失常，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失常史”。

1.边境被扣3小时

当我从小镇皮丘里（又译普乔雷）的边防哨所摸黑往回走时，想到了电影《横穿西伯利亚》中符拉迪沃斯托克探长的这句台词。片中的美国女人不幸邂逅了一个帅气的西班牙毒贩，然后阴错阳差地出于自卫而杀了他，接着的火车长途旅行上，因为恐惧而想掩盖事情，而把旅程变得可怕到一发不可收拾。

月黑风高中，我急迫地走了2公里回到宾馆。之前的3小时我刚克制了恐惧，可之后的3分钟又重新见证了恐惧。

下午4点的皮丘里天空开始放晴，这让我们5个从圣彼得堡刚到普斯科夫又立即跑到这小镇的中国人兴奋不已。依山而建的古老修道院更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最后日光雕琢地更有味道，让近20天来一路上看腻了克里姆林和东正教教堂的我们这些“观光者”又重燃激情。这是广袤东欧平原上为数不多的山丘，乌云散去后，阳光争先在落日前，伴着形状各异的云朵，将草原一遍遍地调色。修道院靠近马路边的一块路牌往东指着莫斯科，往西指着塔林。是的，这里已是边境，是德国和前苏联曾经假惺惺让来让去又争来夺去的地盘，甚至此处原来就属于爱沙尼亚，只是在二战后，斯大林为惩罚战时他们与纳粹的合作，而卷走的“原加盟共和国”地盘（反抗苏联占领的爱沙尼亚游击队“森林兄弟”一直战斗到1948年，最后一名游击队员在1978年才被逮捕。为了惩罚爱沙尼亚人的合作，苏联还调整了该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把一部分领土转给了俄罗斯。据维基百科）。巴别尔小说《骑兵军》中描述地那些壮丽美景，或许也有一部分属于此地，只是美景之上曾经伴随着哥萨克人屠犹、屠战俘的血腥场面。

有幸在修道院关门前进去逛了一阵，并碰到了个会说一两句简单英文的腿脚不便的老头，他告诉我：“爱沙尼亚，往西走，2公里”。掏出指南针一对，我们开始上路了。

这哪止2公里！同行的三个姑娘走过车站不久后，嚷嚷着饿了得吃饭。我和郑伟就让她们在路口等着，我们走到前面那辆车那看看是否有边界后就折头。这次分头，就为危机和恐惧埋下了伏笔。好奇就是这样一步步变成贪心的，过了那辆车，看不到个头，那就走到前面那栋楼吧，好像是个路口，走出一公里，又是一段坡路。路上的又一个会说“China、Estonia”的老头，叫了一句“毛泽东、斯大林*****”的口号后，让我继续往前1公里就到边境了。担心天黑下来媳妇该害怕了的郑伟先回去了，并让我多拍点照回来看看。

我就这么着经过了画着X的皮丘里路牌后来到了又一个较大的三岔路口，往前是回普斯科夫，右手边一个加油站，往左是井然有序的岗哨，显然这就是口岸。

 

(禁止路牌提醒着呢，还敢走到口岸？！！）

我大方地按了几下快门后，居然主动走到边防警察跟前问：“Estonia, There？”一个警员拍拍我肩膀发出可能是他惟一会的一句英文：“Come on！”我竟然以为他的意思是“来来来，随便看”。没想到这一Come on，就Come到局里了3小时。在栏杆前站了几分钟后，我用惟一会的俄语说到“Spasiba, Dasvydania”（谢谢，再见）。想走？另一个高个警察拦住了我。不一会儿后，一个会说英文的女警走过来，问我来干嘛，并要求出示护照。

恐惧从这时开始，但并没延续多长时间。网络坊间都在提醒游客不要轻易给俄国警察护照，他们甚至会把它直接撕掉。于是我冷静地告诉对方护照留？在住处了，可以给她看身份证，要看护照的话可以跟我回去查。可从对方的不信任的语调和表情，我看出这么说并不能让自己轻易脱身，甚至会加剧自己的麻烦。美剧《千谎百计》里曾经分析过，人说了一个谎,就要说更多的谎来圆第一个谎。而海关警员的主要工作肯定是判断疑犯是否撒谎。于是，我完整交出了护照、移民卡和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的签注卡，并说刚才没意识到包里有。他们能信吗？女警说外面黑了光线不好要拿到办公室里仔细看，可能要1个小时。我开始紧张了，但至少相信了这只是他们的例行工作，我没什么偷渡企图，会没事的。再说，这种时候惟一的办法就是无条件相信和配合别人。

在屋外和一个警察站了一会儿后，一个高级警官开车路过，并让警员带我到办公室。一系列细致的问题开始了：在国内干什么工作？哪类杂志？社会交往关系主要是什么？在俄罗斯呆了多久？呆过哪些地方？坐过些什么交通工具？怎么来的皮丘里？具体时间？住在哪？和你来的有多少人？他们现在在哪？你怎么不跟他们在一起？你是不是要到爱沙尼亚？来边境的路上给我指路的是什么人？长什么样有什么特征？……

我全部诚实而清楚缓慢地回答完毕。坐了好长时间后，又把我带到一个会议室，那里坐着的可能是个级别更高的长官。问题是完全一样的，全在于检查我有没有在说谎。而其实从进办公室那刻，我就再没恐惧过。警察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可怕，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只是我到了不该去的地方，陷入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身边另一个会简单英文的下属也跟我说：“你应该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喝酒跳舞，不该来这。这个小镇虽然漂亮，但其实很危险。”我猜想他指的危险应该是走私贩毒什么的吧，或许和云南与缅甸的一些边境小城一样？之前朋友也说在它所属的普斯科夫州州府，几天前也有一对中国人被警察盘问，据说好像近日要来中国间谍团？为天然气项目还是北约导弹防御系统？总之，我不大信。

这虽然早已不是克格勃时代，不会有人轮换着耐心反复地要你提供名单，不会有一盏台灯、一个老花瓶摆在你面前的桌子上，桌子对面也不会另一张时而红脸时而白脸的椅子，房间的尽头不会再有一扇平日紧闭的铁门等着将你输送走，输送到全俄曾经千百万的“下水管道”汇聚而成的古拉格群岛。但当边防警察让我描述给我指路者的特征时，还是让我颇为难过，“那好心老头的腿有点瘸，不记得是哪一条腿。”这特征也太明显了！这个小镇就13000人，万一他们真去盘问老头怎么办？！我开始体会到索尔仁尼琴小说《癌症楼》里循序渐进的六亲不认，感受到马卡宁小说《审判桌》里桌子这头被审者的痛楚。这种痛楚的极端形式是没心没肺的狂喜，当桌子这头的被审者被折磨数月后，终于转换位置到了桌子那头后，他竟然莫名其妙地狂喜致死。

3小时后，长官让女警告诉我没事了，可以走了，还问我天这么黑了知道怎么回去吗？我的确闪现过“要不你们送我回去吧”这样的念头，但还是赶快离开是非之地吧。在女警主动的抱歉并归还护照和签注后，迅速收拾完东西，在漆黑的郊外小路上，戴起连衣帽，一路小跑着回去。毕竟警察说这里不安全，那就不要让周末夜里的酒鬼看出我是亚洲人吧。

2.跟踪与车祸

刚回到宾馆，前台服务员就用吃力的英文跟我说：“你的朋友，刚才警察来敲门，他们没敢开，没事。”

我一度以为是我在边防被扣，导致海关通知镇上警察来宾馆打探情况。但上去和同伴们了解了情况后，又觉得应该是两码事。3个多小时前，三个姑娘在路口等了我们很久没见人，就先往回走着找餐馆了，她们确信就是从路口开始，被两个挺不面善的风衣男跟踪。郑伟和我分开后，也赶到镇中心碰上了姑娘们，可周末喧哗的酒吧、肆意吵闹的酒鬼以及被风衣男跟踪而放大的恐惧，让他们立即打消了找餐馆的念头。可刚走回宾馆门口，两风衣男居然守在那。欧阳连忙冲到前台，比划着告诉服务员外面有两个家伙跟踪，然后就各自冲回相邻的房间，紧闭房门。5分钟后，传来很重的敲门声，门外很标准的英文说着“Room service”。这下更紧张了，其中两个姑娘忙着脱鞋、关灯、分开藏欧元和卢布并准备着可以用来自卫的工具。接着门口又说“police, don’t worry”，一个姑娘大叫：“NO!”不久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等他们确定了再次敲门的人是我后，终于打开门，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刚才的危险。这与我在边防站被扣的时间有些许不吻合，既然前台吃力地给我解释刚才来的是警察，那么或许就是反应迅速的前台看了欧阳的比划后，也觉得两个风衣男不是善类就报了警。那么人家的出警速度也真够快的，可犯得上敲门后为了让受惊者放松警惕而骗说“房间服务”吗？

总之，大家在被安抚后，开始苦中作乐般地说笑着正是因为我坚持去边境的不靠谱，导致了一系列蝴蝶效应般的危机。第二天早上别想着拍什么日出了，赶快逃跑。

（不敢开门的房间）

谁料到这蝴蝶效应竟影响到第二天我们所包的福特S-MAX，这辆挂爱沙尼亚牌照的车在从普希金山回普斯科夫的路上，被几个醉驾的壮汉追尾了。我们的车问题不大，醉鬼的车前盖却完全报废，但至少都没人受伤。本以为彼此拍照打个保险公司电话就可以继续开走赶下午4：30的火车，也就最多10公里路。可没想到却完全解决不了，或许是本想私了却被路过的交警看到。总之刚看完我们的司机和刚醒酒还满脸通红的大家伙握手，警车就开来了，接着又来一辆警车和其他两辆不知是保险公司还是旅游公司的车。

这个爱沙尼亚司机有一只手是假肢，说不了几句英文，本身可能就属于普斯科夫某家旅行社，他的女人也住在普斯科夫，估计苏联解体前就是一家子，后来却成了两国人。当我们在皮丘里真苦恼着错过班车要等1个半小时，他适时的出现了。因为带我们回普斯科夫的价格非常公道（500卢布，就比我们5人坐客车来多10块），所以我们才决定继续包他的车去普希金山，并在城里和他那会英文的女老板商定了来回3000卢布的价格（也很合理，客车单程每人要200卢布，而且班次少，又不可能等人）。司机颇为喜欢老式摇滚，车里放着让我亢奋的AC/DC，等到了预告苏维埃帝国解体的《变迁的风》和响遍全球的《加州招待所》时，他更兴奋地开大音量。我想如果是国内包车司机，车里能有的估计不是迪高high曲就是《月亮之上》吧。同行的麦穗喜欢上一首低沉的男声，我告诉她那是Iggy Pop在电影《亚利桑那之梦》中唱的主题曲，名字非常不吉利，结果车祸接踵而来。那歌就叫《In the death car》（在死亡汽车上）。

蝴蝶效应的表现，在我们事后不顾逻辑的放大下，变成了：我坚持不靠谱地要去边境——姑娘们被风衣男跟踪——第二天连忙早跑——只好包车——遇上车祸——错过下午的火车——只好等下一班难熬的凌晨2：50火车。其实如果真去赶那复杂而时间表糟糕的客车系统，或许只好放弃普希金山。而那实在太美了，远远超过那些本已赞不绝口的托尔斯泰庄园、屠格涅夫庄园。只不过如果非要说成因祸得福，那应该是即便遭遇了这些难得的危险经历后，还化险为夷，赶上了下午的火车。

可现实是我们只好在普斯科夫火车站熬着，等凌晨2：50的回圣彼得堡的列车。为什么不在城里酒吧、咖啡厅呆着呢？因为之前一系列的危险让同伴们紧张了。LP推荐的河边堡垒式餐馆在举办一个婚宴，那里可能会有很多喝醉的家伙；LP推荐的列宁广场一侧的快餐店聚集了不知多少年轻人，今天是世界杯预选赛，俄罗斯对德国啊！也危险吧。最后在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甜品店里，伴随着克洛泽的进球吃了点比萨和蛋糕。俄罗斯输了，0：1，这是可以预料的，所以人们不会闹什么情绪。我再次披上圣彼得堡队的围巾（卖围巾给我的小伙专门提醒“绝不要在莫斯科大街上戴这围巾，那会要你命的！”）并准备见到不友好的俄国人时就叫喊“阿尔沙文”（俄国队的领军人物）。

之前的恐惧带来的延伸效果，就是一系列自己都觉得可笑的矛盾心理：什么时候离开甜品店？输球怕他们闹事，赢球也怕他们亢奋；究竟去西边还是东边的公车站，西边人多危险，东边没人更危险；希望找到能说简单英语的年轻人，可又刻意回避一群群的年轻人。权当事后可以拿来自我解嘲的想法吧。

3.关于新纳粹

如果带着阴谋感和恐惧感旅行，肯定欣赏不到任何美好，甚至可能更会遭遇危险。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可直到危险降临了才会反省。

许多人都听闻并确信俄罗斯是非常危险的国度，只是行使“管理职能”的黑手党虽然不会找你麻烦，但还有到处找借口敲诈的恶警、完全不讲规矩的街头小流氓、沿街乱砸的酒鬼，以及最为让人担忧的光头党和新纳粹。在莫斯科医学院就读的马来西亚华人留学生静尤说的现实更为让人害怕，学校每到4月19日会放假一周，但不让外国学生外出，因为4月20日是希特勒的诞辰，光头党会明目张胆地集结扫荡城市。有一则相关深度新闻说警方一年前抓过两个连环杀了20多人的年轻人，问他们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后悔过，他们回答：“有！一次杀错了自己的两个同胞，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中亚人了。”

人们难以理解这个在卫国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的国度，怎么可能也是新纳粹势力泛滥的温床呢？巴拉巴诺夫的电影《兄弟2》中有这么一个场面，成为雇佣杀手的男主角需要军火，找到了一个光头党仓库，看着满腔的纳粹涂鸦，才经历了车臣战争的他不解地对年轻的军火贩子说：“我爷爷牺牲于卫国战争。”军火贩摊开手表示：“我爷爷也是，但那是历史的事。”大多数人相信这是苏联解体后长期经济和国际地位低迷造成的失落感，再加上俄罗斯社会的超高离婚率带来的单亲家庭，这些抑郁在年轻人心中的情绪需要找到发泄的出口。而普金的崛起和大国民族意识的重新建立，又成为一种颇为架空和虚无的民族自豪感。像一个急速的化学反应，在面对外来移民抢占众多工作机会时，抑郁情绪和民族主义迅速找到了最容易点燃他们的催化剂——纳粹思想，带出众多极度暴力的悲剧。普里列平在小说《萨尼卡》中也描述了世纪交替那群少年的青春困惑，萨尼卡们和新纳粹意识形态相反，时常跟着怀念苏维埃的老人们上街做无力的呐喊，并仰仗着旺盛的荷尔蒙，做着打砸抢烧的为了证明自己存在感的事情。他们也和集市上的高加索人群殴，和大学教授争论着“祖国”的现实形态和俄国人究竟还该不该是精神乞儿。他们的发泄管道都只能是无辜的受害者。

越害怕越容易出事，这码事让另一个中国背包客铝圈碰上了。他订火车票要2等包厢，为了行李安全；联系很多人希望每一段旅程都有人相伴，甚至最好就从飞机降落开始，就等着一起走。结果莫斯科的一晚，当他看完芭蕾从大剧院走到大街上时，假警察真劫匪把他拦住了，“护照、钞票，拿出来。”早有提防的他居然什么都没带在身上，还冷静地告诉对方，要的话可以跟我回住处去取，之后趁对方不注意或许也想放弃时，撒腿就跑。事后回忆起这经历，我们都觉得后怕，玩耍情绪受影响（特别是我这种已经一个人转了好多城市的家伙），可他自己反倒变得淡定很多，就像是在复述个电视剧情一样简单。铝圈在金环和我同屋，他也认为是越小心谨慎越会出麻烦，但还有个新鲜的认识，作为70后的这辈人不如80后独立意识强，这也是为什么处处约伴的原因。

4.成为倒爷帮凶

《横穿西伯利亚》中美国女人当然有充足的理由陷入恐惧，因为她遇上了足够大的麻烦，丈夫故意落在伊尔库兹克，她在新西伯利亚郊外出于自卫本能意外杀死西班牙男人，背上自己的包赶上火车后却发现里面被换成了藏毒的套娃，而同车厢的室友竟然变成了警探。于是，之后的她接连陷入各种失常状态，要不停地说更大的谎，来圆前面的谎。这种失常，对经历过斯大林高压年代的警探是熟悉的，“整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失常史”，因为恐惧而编造谎言、出卖亲友，这何止是克格勃和契卡时期，甚至在早与沙皇年代的被蒙古奴役时期，俄国人都将这种服从于恐惧的奴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有着过多的电影教育，可我从旅程伊始，居然还莫名其妙地让自己陷入了麻烦。

首都机场的一对做着小宗倒货生意的姐弟，在排队换票时，让我和一个做正规贸易的河南商人帮忙拖两个箱子过去，他们本身不走，说是莫斯科那边有人接货。我没多想就答应了。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那边出关很顺利，接货人党姐竟也打点好海关，在行李提取处拿下两个箱子，并让我帮忙提一个出机场。“等会看到我给海关钱，不要害怕啊！”党姐交待，一看麻利的做事方式，就知道是那种老混的“倒奶”。我大方地提着箱子，往普通通道出去，一个大个头警察突然叫“Stop！Stop!”。党姐却让我“别理他，快走。”可即便加快了脚步，也还是被警察挡了回来。幸好，警察应该早明白这箱子是党姐的，应该由她打点，估摸意思是“她只为一个箱子给海关塞了钱，还有这个呢？”，反正都不经过申报通道。于是，也没让我耽误什么，就走出机场了。在外面接河南商人的中国人批评我们：“怎么能帮这种忙？万一是毒品呢？”如果那样，即便我想编造“我只是看她行李太多来帮忙”也不行，而且行李票不是绑在我机票上吗？

党姐不一会儿也走出来了，显然是重新打点了海关。并给了我和河南商人各一张当地SIM卡，打回国内据说只要3卢布一分钟。而之前一次来莫斯科谈大宗贸易，河南商人的全球通在一周内就用掉16000人民币。接机的当地中国商人开着大本，决定顺便顺我到白俄罗斯车站，让我赶去斯摩棱斯克的火车。车上寒暄了没几句对当地的适应等问题，他们就立即切入主题，谈明天与毛子谈判时该怎么压价。这个中国人在莫斯科10年了，却开始想着回国发展，特别是我的家乡昆明，他在那边投了个贵族学校。

因为车不方便靠边停，我只好在白俄罗斯火车站旁的红灯路口，立即下车拉行李走人。来莫斯科的第一步就是违规啊！身上没有一分卢布、电话卡没充值的我，颇为扎眼地独自穿过路口的车流，麻烦的斯摩棱斯克苦旅即将开始。